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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e百返利无上限:如何重新表达人与土地的关系——叶炜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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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7 15:35| 作者: 郝敬波|编辑: 申博游戏新时代娱乐城| 查看: 55| 评论: 0

人与土地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新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博e百返利无上限:伴随着诸多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对这种主题话语的表达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形态,从而构成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体貌相和历史流脉。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的巨大变迁使得人与土地的关系更趋复杂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乡土文学的表现空间。丁帆在研究这一时期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乡土文学的外延和内涵,指出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文明的生产关系和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带来了乡土小说类型的某些改变。从创作实践来看,当代乡土小说家的创作应该说是富有成效的。贺仲明将20世纪乡土文学叙事类分为文化批判、政治功利、文明怀旧、乡村代言四种形态,打开乡土小说文本,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形态的乡土创作,其中当然包括“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阅读感受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面对人与土地关系日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当下乡土小说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尚缺乏更有效的“及物性”,对正在变化中的乡土世界缺乏更为真切和更具“现场感”的书写。这种“力有不逮”的阅读感受也让我们对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充满更多的反思与期待,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极为复杂,新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村走进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漩涡,许多问题变得急迫而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少有良知的作家却陷入把握现实和表达现实的困惑之中。他们能走出困惑,写出大变革时代中国乡土的复杂性、写出中国农民的真实境遇、写出现代性挤压下的‘农村新人’的历史命运吗?这是作家和我们共同的焦虑。”

那么接下来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表达人与土地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思考中,叶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叶炜是“70后”小说家,近年来连续创作的《富矿》《后土》和《福地》并称“乡土中国三部曲”,以鲜明的创作个性获得了读者的好评,也引起了批评界的更多关注。走进叶炜,我们会发现他的勤奋和成果是让人惊讶的:已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5部文学研究专著。不仅进行文学创作,叶炜还一直从事高校教学和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因此汪政认为对叶炜的关注应该是多角度的:“叶炜在文学上的追求与工作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创作的叶炜或小说家的叶炜,还应该看到学者的叶炜,评论家的叶炜,文学编辑的叶炜。”如果从叶炜的小说创作来看,乡土题材一直是其创作的重点。我们就从这里走进他的小说世界,探讨叶炜之于当下乡土书写的意义,反思重新表达人与土地关系的可能性。

1、贴紧土地:乡土书写的一种姿势

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对于乡土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挑战。当下的作家大多寓居城市,对于许多乡土小说家来说,原来在乡村生成的乡土情结仍然积淀在胸,而这种情结往往构成了乡土书写的动力。然而,已然渐行渐远的乡村却让他们的创作显得力不从心。不难看出,不少乡土小说很容易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乡愁和记忆书写,缺乏更有深度的乡土表达,更缺乏人与土地关系变化的深度反思。应该说,这是当下乡土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要写乡土,就要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有耐心去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书写对于“70后”、“80后”小说家来说或许更是一种冒险。但叶炜这么做了,一直做到现在。多年来,叶炜始终把自己贴在土地上,匍匐在熟悉的乡村田野,并以此作为一种姿势或立场来进行乡土小说创作。

其实,叶炜的这种创作姿势从早期的“练笔”就初见端倪。叶炜的创作从短篇入手,在长篇小说之前,已有百万余字的中短篇创作的历练。叶炜的写作从大学校园开始,曾连续发表了许多反映校园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如《五月的爱情》《西公寓》《往日爱情》《新来的胡教授》《独自跳舞》《到远方去》《像鸟一样飞翔》《送你一束康乃馨》《反向运行》《我和诗人老马的物质生活》《眼睛》《在婚礼上跳舞的女孩》《爱情笔记》等。然而,叶炜对校园世界的书写一直都没有离开对乡村世界的关注,笔下的校园世界往往连接着乡村世界,小说人物也多来自乡村。可以说,此时的叶炜是从青春校园的视角去观察乡村变化的。同时,叶炜还创作了许多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如《胡音声声碎》《母亲的天堂》《民间传说》《一九六九年的记忆》《小姨和大舅》《榆木弹弓》《丧》《午后》《种》《小李庄旧事》《种在阳台上的庄稼》等等,都是以对故土眷恋的情感方式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从略带迷茫的少年视角来呈现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时代变化。其中,《胡音声声碎》《母亲的天堂》《民间传说》等小说尤其让读者印象深刻,初步显示了叶炜出色的文学悟性和文学能力,以及对于乡土世界的独特感受。这一阶段对叶炜来说是重要的,他不仅尝试和确立了适合自己的乡土创作姿势,而且也从先锋文学中汲取了艺术营养,在题材处理和叙事方式等方面摸索着自己的创作之路。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的“操练”,就没有后来的“乡土中国三部曲”。

正是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开始,叶炜相对固定了贴紧土地的书写姿势,对自己的“乡土”进行精耕细作。首先,叶炜的乡土小说定位于区域书写。与许多乡土小说家一样,叶炜的乡土创作致力于对某一地域的书写。一般来说,区域书写有其特定的创作指向和艺术内涵,是对一个特定地域的自然、风俗及风情进行全面观照和深度表达,在文化和审美上发掘区域经验,从而实现在某一方面对人类普遍意义特征进行表现的创作诉求。比如,沈从文、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乡土小说就属于这个意义上的区域书写。叶炜选择了鲁南(扩展到苏北)作为其区域书写的对象。鲁南地域是叶炜熟悉的,成长、读书和工作都在这个地方。从叶炜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他常常往返于城乡,直到现在也没有远离乡村。这种经历使他获得了持续的乡村生活经验,并得以有效地观察和体验正在发生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化。正是对乡村的融入和谙熟,叶炜才得以真正贴在土地上进行乡土小说创作。其次,叶炜把乡土叙事聚焦于一个村落。叶炜的创作贴紧在大地上,叙事焦点只是一个村庄。《富矿》《后土》和《福地》都写了同一个村庄:麻庄。小说中的麻庄是鲁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落,叶炜显然熟悉它的一草一木,对它的呈现就像在述说自己的生活体验,并从这里开始构建小说的艺术世界和自己的乡土文学理想,这正像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沃伦在其名著《小说鉴赏》中对小说创作的描述:“小说是进行中的生活的生动体验——它是生活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演出,而作为演出,它是我们自我生活的一种扩展。”在叶炜看来,一个小小的麻庄就是整个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很难写出有价值的和被自己看好的作品的。我很欣赏福克纳的小说和他的写作方式,他的那种盯住自己的家乡那一小块土地那一个村镇的‘邮票式的写作’。福克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他用这种看似取材环境非常狭小的写作却反映了整个的社会风貌。”正因为如此,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聚焦一个村庄,专注于把这个村庄写得生动和丰富。第三,叶炜把对乡土的观照定位于独特的区域文化品格。正因为对鲁南地域如此熟稔,叶炜才不满足于仅描绘麻庄表层的生活貌相和变化形态,而是发掘以麻庄为代表的鲁南区域所发育和积淀的文化审美特质,而这种深度发掘也是以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为线索的。尽管叶炜对此充满信心,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执着或许有一定的冒险性,也有学者在研究叶炜的乡土小说时指出:“进一步想,你选择的地域并不是一个易于成功的地方,而是带有一些难题。”但无疑值得肯定的是,在“70后”作家中,叶炜在乡土小说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耐心和坚守是值得重视的,他如此专注的乡土写作姿势是值得尊敬的。而从作家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创作姿态 或许也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实现突破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乡村迅猛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家的创作姿势,关注他们与乡土的距离,反思和审视他们小说中乡土世界的状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叶炜,来探讨他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带给我们的某种新的可能性。

2、“乡土中国三部曲”:人与土地关系变迁中的民族心灵史

对叶炜来说,长篇系列“乡土中国三部曲”是其多年苦心创作的标志性作品。从整体上来说,紧贴土地,聚焦“麻庄”,从深度和广度上表现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呈现乡村变化中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是“乡土中国三部曲”的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主题的表达过程中,叶炜并不仅仅呈现乡村的生活原生态,也不单纯是拯救乡村的信仰危机或建构乡村的某种文化想象,而是在乡土的历史和现实的脉动中找寻一部心灵史。这部心灵史承载着人与土地关系变化中的苦难、疯狂、奋争、毁灭与希望,是民族心灵史的重要内涵。这一主题沉潜在叶炜小说叙事的表层之下,是其乡土小说创作的深层主题。在我看来,忽视了这一点,就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叶炜小说在当下乡土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对于心灵史的书写,叶炜的创作很“老实”,他没有从乡土世界中抽离出一个寓言故事来表达,也没有以后现代的方式来建构某种隐喻和象征,而是走近乡土进行全景式的观照,用“非道德”的视角去审视乡村,然后去感知和表达乡土的心灵脉动。

叶炜小说的心灵史书写,是建立在全景式观照和“非道德”视角审视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来看叶炜是如何对乡土世界进行全景式观照的。叶炜在小说中细密编织着自己熟悉的乡土世界,以全景式的叙事方式把一个乡村延展为广阔的社会平台,从而赋予其写作对象更为深远的时空纵深。《富矿》由麻庄的“黑雪”传说写起,以此交代了麻庄的“前世今生”,然后进入主人公麻姑和笨妮的生活世界。如果没有麻庄煤矿的开采,麻姑或许与心爱的六小结婚、生子,与她的前辈一样在乡村安静地生活。然而,煤矿改变了她的一切。通过麻姑的生活线索,小说展示了鲁南乡村的风俗画面,打猪草、磨豆腐、唱民谣、忙收割、婚丧嫁娶……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故事叙述的同时努力拓展着人物的生活时空,关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乡土世界。在《后土》中,小说以刘青松、王远、曹东风、翠香等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以全景的方式书写了麻庄的乡村本相。刘青松、王远、曹东风是小说中极富性格魅力的人物形象,他们见证了麻庄的历史变迁,也承载了人们对于乡村世界的美好和丑恶、幸福和苦难的理解与想象。叶炜选择了一种朴素温情的话语基调,叙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一个个充满生命情态的故事,细致展示了乡土世界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风景。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小说一次次将叙事重心转移到对乡村世界的整体描写上,从而使小说世界充满了一种广袤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在《福地》中,叶炜延伸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时空,对麻庄进行了历史书写,从历史的视角呈现乡村世界的前世今生。小说以麻庄地主万仁义的人生经历为视点,以其四个子女不同的命运遭遇为叙事线索,书写了一个村落从辛亥革命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沧海桑田。小说最明显的叙事动力是万仁义家族的起伏变故,展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但叶炜让所有的线索都围绕着麻庄的变化展开,来表现麻庄是一个“福地”的精神符码,这也是小说名称的由来。因此,《福地》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家族小说,而是通过家族的变迁来呈现“福地”麻庄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影像,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乡村的历史画卷。接下来再来看叶炜小说的“非道德化”叙事。所谓“非道德化”的叙事,就是对传统“道德”叙事的一种反叛,作家力求在新的视角中观照当下复杂的精神世界,以解构传统道德伦理的叙事方式建立起来的一种叙事立场和叙事话语。《富矿》中的麻姑,是一个由乡村的纯洁姑娘“堕落”为煤矿上风流女子的形象。丈夫死后,麻姑接受了一个强奸自己的男人,“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一个女人竟然原谅了强奸自己的男人并心甘情愿和他有了更亲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还有些发自内心的喜欢”。刘青松是《后土》中的主要人物,主宰着麻庄未来的发展,但小说没有把他写成道德君子,相反却把他描绘成一个“非道德”的形象。刘青松任砖厂厂长时就与女工翠香发生了关系,随后让王傻子来砖厂做工,并极力促成了王傻子与翠香的婚姻,之后刘青松并没有结束与翠香的关系,最终使翠香为他产下孩子。在《福地》中,叶炜也没有从道德审视的视角来塑造“地主”万仁义,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有欲望的个体来处理,在历史变故中表现万仁义的精神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叶炜往往通过对欲望化的生活展示来实现小说的非道德化叙事。在叶炜看来,对欲望化生活的展示代表着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认知,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种欲望化的生活显然比那种‘道德化’的生活更为真实、更为感性。它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完成了对于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和抽象符号性的反动,还原了当下生活的人间烟火气,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当下时代和人性的一种阐释。”

通过这种全景式、非道德化的乡土叙事,叶炜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投向乡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广阔视角,并在这个视角里对人物的生存境况进行反思。在这个基础上,叶炜把小说叙事的重点指向了心灵史的叙写。或者说,全景式、非道德化的乡土叙事是一种基调,以此来铺陈丰富、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么对心灵史的书写则是小说叙事的华彩乐章。而对这种心灵史的书写,又是在人与土地关系变化的视阈中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炜对于百年中国人与土地关系进行了文化反思,并从这个路径上完成了民族心灵史的书写。具体来说说,叶炜是在三个维度上完成了对心灵史的书写。第一,苦难的心灵书写。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叶炜对于苦难心灵的书写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富矿》中,由于麻庄矿区的开发,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人们挥之不去的焦虑和痛苦:“矿上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吵得整个麻庄的人都睡不着觉。男人们开始骂娘,女人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老人们说这样下去,指不定要出事。他们想起记忆中的黑雪,对长辈们口口相传的那场大灾难的恐惧记忆,还残留在麻庄人的脑海中。”主人公麻姑和笨妮在这样的焦躁中走出了乡村,走进了由男人的痛苦、女人的辛酸以及矿难、凶杀、死亡等组成的苦难世界。小说对心灵深处的世界进行了探寻,展现人们的贪欲和由此带来的痛苦,把煤矿世界和乡村世界混杂在一起,从而以苦难为底色表现了人们的一段心路历程。第二,奋争的心灵书写。“奋争”作为一个关键词,始终贯穿在叶炜小说的主题话语中,成为心灵史书写的重要元素。《后土》的叙事按照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推进,叙述了麻庄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小说以麻庄村委会的日常工作为叙事中心,塑造了王远、曹东风、刘青松等不同时期村干部的鲜活形象,叙写了麻庄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倔强和挣扎。譬如,在刘青松的心灵世界中,如何在变化的土地上走出一条生存的新路子是其重要的精神追求。刘青松通过办砖厂等诸多行为去抗争命运,这种悲壮性的精神品格无疑成为心灵史的重要内容。第三,守望的心灵史书写。在人与土地不断变化的历史中,伴随着苦难与奋争,人们的心灵最终归于何处?叶炜把这个路径指向对于乡土的守望。《福地》在对麻庄的历史叙述中,始终在表现一种守望的心灵。在小说中,叶炜通过两个层面来构建守望的心灵世界。一是对“大槐树”意象的构建。大槐树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展开相对独立的叙述。这种叙事设置延宕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大槐树不仅作为麻庄历史的见证者,它的叙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感线索,其形象塑造具有了“象外之境”的艺术效果。在这种意境中,小说突显了大槐树“守望”的精神诉求:“这些年,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守望着麻庄。我看着这个村庄一点点变老,看着这个孩子一点点变大,直至老去。”这种叙述逐步形成了大槐树“守望”的形象建构,并使之成为麻庄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是对“老万”精神世界的构建。《福地》尽管以“福禄寿喜”四人的人生经历来转换叙事时空,但他们总能回顾麻庄,并始终与麻庄的变迁缠绕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老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老万正是以其对麻庄深入骨髓的眷顾和至死不渝的守望,来形成家族的“麻庄情结”:“我本想让四个孩子和我一样,好好在麻庄守着,守护好祖辈开创的这份家业,守护好麻庄的天地人鬼神!”对老万精神世界的建构,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对于乡土变迁中人物心灵世界的书写。

在文本阅读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叶炜对于心灵史的书写不是在唱一曲乡村衰落的挽歌,不是在哀叹乡村文化的变迁,也不是试图坚守乡村的某种道德准则,而是在努力发掘和表达乡土中国的一种精神存在——犹如《福地》中“大槐树”和“老万”的灵魂一样。这种精神存在已融入乡土的历史,也显现在乡土中国的当代变迁中,它不会随着一个村庄的消失而消亡,因此它不需祭奠;它已成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要感知它的深厚和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炜的乡土小说创作是成功的,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3、表达的方式:语言与乡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通过语言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因此,可以说小说家对语言的态度和策略是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的重要表征。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会否认语言在作品中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往往重在对所谓的“经验”和“思想”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语言的忽视和弱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受市场之手的指挥,更多的作家重量轻质,很多人嘴上认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但是实际上语言观念淡漠,压根儿就没有把语言当作一个‘问题’。一些实力派作家更多地沿袭旧的语言策略,在已有的语言习惯上滑行;而文学‘新秀’关注较多的是‘写什么’,而不是‘怎样写’,语言更不会受到特别的注意。”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叶炜一直在强化语言的个性自觉,始终在凸显语言的审美力量,如他自己所说:“首先是语言,语言要有味道,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幽默感,让读者读到某处要产生会心的微笑。”在创作中叶炜始终在寻找从语言走近乡土的路径,以实现对乡土主题更为有效的表达。

以寻找语言的方式来寻找乡土世界,是叶炜小说一个极其重要的品格。在早期的校园小说如《五月的爱情》《西公寓》《独自跳舞》《到远方去》《像鸟一样飞翔》以及同时期的乡土小说中,语言显然受到先锋小说的很大影响,力求最大可能地突破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呈现语言的速度、自由及其一种蔓延和衍生的态势。譬如,“我把给他叠得那些幸运星撒得满地都是。那些小星星飞舞下来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常常看到的划过天际的流星,那些流星总给我一种反向运行的感觉,它们不是在天空划过的,而是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就像一条橡皮筋拴着的小球,在被人抛出去以后就会很快地返回来。”(《反向运行》)“在一个午后,阳光又一次照进小木屋的时候,他终于把它剁掉了。一节白生生的手指划过老鲁的脸庞,一股黑褐色的血柱喷向了屋顶,在屋顶形成一个伞状的血雾,很像一朵盛开的梅花。”(《午后》)在这之后,叶炜小说逐渐淡化了先锋小说的语言操作意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叶炜是以寻找语言的方式来寻找乡土世界的,努力形成语言与艺术世界更为有效的融洽和对应关系。最能代表这一特征的是叶炜小说中的“乡土时间”书写。叶炜主要通过对乡村季节(气候)变化、节气更替、传统农历纪年的轮回等时间要素的设置,来实现“乡土时间”叙事,从而整体上使小说的语言品格与乡土世界的气息浑然一体。《富矿》开始就是对麻庄的气候与季节描写:“麻庄的气候应该是四季分明的,麻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连续几年还不下雪的怪事儿。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老人们说,这样反常的天气,是要出大事的征兆。”接着,由一场怪异“黑雪”把读者带进小说世界。《后土》的章节以节气名称来切分的,并以此组成了小说的叙事单元,“从叙事的表层来看,小说是按照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推进的,惊蛰、夏至、大暑、立秋、白露等节气名称冠于卷首,对应于叙事时空的不同变化。这使得麻庄的图像在寒来暑往的变换中一一展开,一草一木都在时光的流转中带着季节的温度成为真实可感的场景元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乡土叙事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为整个小说的叙事定下了一个基调。”《福地》则是以传统农历干支纪年的60个名称来命名篇章,显然意在以时间线索来贯穿麻庄的历史变迁,表达乡土世界的沧桑变化。当然,叶炜小说语言的乡土特质并不仅仅体现在这种“乡土时间”名称的使用层面,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对这种“乡土时间”的理解和感悟上,比如《后土》中对“冬至”节气的描写:“那雪下得十分勉强,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扭扭捏捏的,总不肯放下架子。常言说‘冬至一阳生’。听麻庄的老人说,到‘冬至’的那一刻,把苇膜烧成的灰放在无风的地上,灰就会飞起来。”这种语言富含乡土气息又饱含乡土情感,有效传递了人们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小说的乡土意蕴。

追求语言的精致化是叶炜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叶炜把“精致”作为小说语言的审美选择,注重节约辞句,讲究简练精确。在小说《回忆与独白》中,叶炜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语言观”:“我一直都把小说的语言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一部好的小说,它的语言就是一篇优美诗歌的语言。成功的小说要在语言上取得突破,所以我轻易不敢动那些还没有找到叙述语言的东西……”叶炜对语言的精致化追求主要通过语言的诗化来实现的,注重语言的诗意质地,突显语言的诗性化特征。譬如,“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是一场梦。我始终没有找到梅子和我分手的原因。一场大雪落到了我的世界,白茫茫的一片,干净而又空旷。”(《独自跳舞》)“雪花依然在沸沸扬扬地落着。那一年的冬天美得让人难以忘记。那个冬天里雪花的滋味还留在我的舌上。荷花的泪水甜甜的,全流进了我的喉咙。”(《五月的爱情》)“那里是国际花园唯一一块大面积的平原。绿草盈盈。几棵香樟树零星分散在球场的边缘。有阵阵鸽群拉着响亮的鸽哨掠过。”(《糖果美不美》)“空下来的房门敞开着,窗户也开着,任凭风吹日晒。刚刚下过一场雨,门窗浸了水,一阵风吹过,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房门前的空地上长出了荒草,有不知名的小飞虫在草丛中飞舞。”(《富矿》)这些语言洁净凝练,富有跳跃性,充满了诗歌的意蕴,从而使整个小说也具有了纯净悠远的诗性品质。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炜对语言诗性的精致化追求可视为其乡土小说创作的一种语言策略。在乡村世界的书写过程中,叶炜并不过多地依靠方言、俚语来呈现乡村的生活状态,而是以诗性的语言来表现乡土世界的审美旨趣,从而在诗性语言与乡土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在阅读过程中,这种张力中更容易引导读者对乡土世界进行凝视与观照,更容易形成对人与土地关系变化的思考与审视。于是在这种观照与审视中,我们体味到了乡土世界中的喜悦、痛苦、无奈与哀愁。比如《富矿》中对乡村生活场景的描写:“三天五天以后,漫山遍野的金黄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或高或低的麦茬。不知哪个捣蛋鬼往地里扔了个烟头,干燥的麦茬瞬间便燃烧起来。临近还没有运完麦子的男人和女人嬉笑着大骂那个放火的家伙,着什么急,烧死人一样!边骂边加紧运麦子的速度。放火的被骂得不好意思,笑嘻嘻觍着脸过来帮忙,分享着收成的喜悦。” 比如《后土》中关于麻庄人对于死亡的感受:“在麻庄,一个人死去,就如同他出了趟远门,活着的人根本感觉不到他的离去。在麻庄,有许多死人还在被口口相传,仿佛他们还依然生活在自己身边一样。” 再比如《福地》中老万离世时的场景:“老万在半路上回头看了最后一眼麻庄,他看到在一片葱绿当中,掩映着一袭白色,那是众人在给他行‘路祭’。在万乐的帮助下,万达在老万的棺前摔碎了火盆。看着火盆落地,老万叹息了一声,走了。”这些简洁精致的语言,隐隐散发着一种凝重、哀婉的气息,与叶炜在小说中表现的反思与忧虑相得益彰。不难看出,叶炜不断在追求小说语言的变化和创新,以语言的力量来拓展小说的艺术世界。

4、结语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乡的进一步转型与发展,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化也融入了更多的复杂因素。在乡村面貌的变换与消失、城镇与城市迅速崛起的时代,伴随着人口流动与生存方式的变化,人与土地的关系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乡土世界也呈现出更加微妙和复杂的样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土创作的难度,对乡土作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评论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更复杂,也更残酷;网络比小说更迅捷,更直观,也更包罗万象。真正的写作变得分外艰难。”由于乡土世界的当代变迁,这种难度对于乡土文学创作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乡土创作需要更多的作家以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去坚守,在“新乡土”的视野中去探索乡土中国更多的书写方式与路径。这或许也是我们关注叶炜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叶炜属于“70后”成长中的作家,目前的创作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对历史和当下的乡土中国尚需要更为深入的文化反思,需要更为宏阔而又简洁的艺术表达,而不是在某些环节作较为简单化的处理或表象式的扫描;对人与土地关系变化中的人物塑造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赋予人物更为鲜明、丰富和复杂的“新形象”品格;在小说结构上仍有许多可以调整的可能,使“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整体叙事结构更为贯通、更有支撑的力度。尽管如此,叶炜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也足以让我们充满阅读的满足感,充满欣喜和期待。尤其使人欣慰的是,叶炜的乡土创作让我们看到了“70后”作家眼中的乡土世界,并达到了这一代际作家书写乡土中国的某种新的高度。叶炜的乡土中国书写——与同一代际的其他优秀乡土作家一道——承续了中国乡土文学的艺术经验,继续对中国乡土经验进行努力的追寻,以与前辈不同的方式表现乡土的变化和内心的感受,从而发育、生成和积淀着新的乡土审美经验,延伸着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之路。在喧嚣和浮躁的氛围中,乡土文学创作需要叶炜如此的坚守与执着,也需要他那种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时代探索与创新书写,以及努力表达乡土中国历史变迁与时代状况的创作立场。我们期待叶炜在乡土世界中能够继续深耕细作,写出更多、更为精彩的乡土中国故事,呈现出更为深厚和丰富的乡土中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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